有些研究者认为，思想史上有两类思想的受难者：一类是因为思想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而遭受迫害甚至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一类是被自己的思想所“折磨”的人。前一类人因为经常指出皇帝没穿新衣而为权贵们所不容，后者则因痴心追求事物的本质却为真知难求所困扰。事实上，这两类思想家在思维的极致上却是相通的：他们都将求真的境界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苏格拉底便是这种为求真而献身、自己心甘情愿走上真理祭坛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上海三联书店版）以“本文”的形式，完整真实地再现了苏格拉底以知生知死的大哲风范平静地为真理而献身的全过程。正是这种平静，才使苏格拉底之死成为后世那些至死不渝追求真理的人们永恒的精神榜样。
苏格拉底的命运当时是十分孤独的。按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试图理解自己周围的万事万物，但却不愿按世俗的观点理解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在雅典民主制衰败，寡头政治崛起之时，当他执着地为捍卫雅典精神（真理、荣誉、法制等雅典民主制的精华）不懈努力，并热切希望通过不厌其烦的交谈唤醒雅典精英们的危机意识时，不仅敏感的寡头政治家容忍不了舆论的刺激和哲学的批评，就连一般的雅典人，也因为怀旧情结作祟接受不了苏格拉底的智慧（TheWisdomofSocrates）。末日将近的希腊，上上下下都讨厌清醒的自我批判，都希望在自我欺骗和互相欺骗中寻找慰藉。结果，决心做马虻的苏格拉底，不仅没能蜇醒雅典这匹已经沉迷于血腥和暴虐的纯种马，相反却提前成了它的殉葬者。苏格拉底之死表明，历史先知者的命运，总是逃脱不了悲剧角色。历史进程是各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是超群绝伦的哲人，其智慧不为芸芸众生所理解、所接受时，又怎么能改变历史进程的方向呢？然而，如果历史的发展总是冠军淘汰的历史，人类的进步又何以能实现加速度式的发展呢？这既是社会历史悖论，又是苏格拉底命运悲剧的根源。由于历史本身就是在悖论中前进的，因此苏格拉底式的悲剧便自有其永恒的价值。
苏格拉底宁愿屈死、不愿苟生的选择，不仅展现了他自身的崇高品格和高尚情操，而且还显示了人性力量的壮美。虽然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归宿，但选择什么样的死亡方式，其意义却是大不相同的。苏格拉底在雅典公民的误解中，自愿选择了死亡。在审判前，他本可以离开雅典；在审判中，他还可以向陪审团乞怜求情；甚至在临刑前他仍有脱逃的机会。但苏格拉底却决意要以一身之死唤醒昏睡的雅典人。试想，如果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又怎么能头顶屈辱与误解，却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呢？这正如他临终前教导学生时所说的那样，人生一世，有生必有死，人们既然有勇气接受生命的挑战，也就同样应该面对死亡。人生最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摆脱内咎，因为死亡如飘风闪电转眼即逝，良心的责备却如影之随形般纠缠不清，上天入地都无法规避。这表明在苏格拉底心目中，良心是高于一切的，没有良心就没有良知，良知和良心是绝对统一的。为真理献身也就是为自己的良心献身。这样，苏格拉底不惜以生命来诠释自己的哲学信念，便完全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面对这样的圣哲，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肯因思想受难的哲学家，才配称哲学家的美名，才堪配以哲学的名义说话，因为他们的思想带给自己的往往是灾难，而带给社会和人类的却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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